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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8日报道称，随着美国政府关门进入第三周，特朗普正加大力度，向公众解释他建边境墙的合理性。不过，演讲和访问边境都是特朗普搞的“政治噱头”。路透社评论称，特朗普的举动表明，在建墙问题上，他无意退让。CNN8日评论称，特朗普可能在讲话中批评民主党，这无助于结束政府停摆，而会让情况更糟。法新社认为，特朗普刚刚宣布的活动，将让他掌握话语主导权，增加他与民主党较量的筹码，把他与民主党的建墙争端推向新高潮。

他和芒格非常反对数学上那种极致的分散，因为这会无可避免地让你投资到庸俗不堪的公司上。巴菲特投资股市的620亿美元集中在45只股票上。在他的投资组合中，前10只股票占了投资总量的90%。最后一点就是一旦看准公司，敢于长期持有该公司的股份。巴菲特坚信他持有的这些上市公司具有长期的持续竞争优势，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在价值投资理论看来，一旦看到市场波动而认为有利可图，投资就变成了投机，没有什么比赌博心态更影响投资。即使出现股灾，他也坚信股灾和天灾一样，只是一时的，最终股灾会过去，股市会恢复正常。

既然报价机制中前两个因素的解释力均比较弱，我们自然转向审视“逆周期因子”对中间价变动的影响。回顾逆周期因子的使用，从2017年5月底在报价机制中引入逆周期因子，到2018年1月初暂停使用，再到2018年8月底恢复使用，可以发现，逆周期因子都是在人民币有贬值压力时使用、有升值压力时推出，具有阻跌不阻涨的非对称性效果。因此，合理的解释是，自2018年8月底重启逆周期因子以来至今尚未取消，以致于：当美元弱人民币强时，逆周期因子令人民币汇率升的更多，今年1月份CFETS指数升值了1.08%；当美元强人民币弱时，逆周期因子令人民币汇率跌的更少，今年2月份CFETS指数升值了0.77%，3月份上半月又升了0.19%。鉴于2月份以来收盘价相对中间价总体偏弱，所以，当期CFETS指数升值不是因为市场的顺周期性，而是逆周期调控的结果。最终，前2个半月，人民币双边和多边汇率同时走强，且多边汇率升幅还要高于双边汇率。

在营商环境方面，8月20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抓紧解决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9月7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强调要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活力。9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部署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持续解决“准入不准营”问题。

60年代，巴菲特一方面在为苦苦拯救公司的纺织业务而努力，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应该把钱花在另外一些能弥补公司损失的业务上，寻求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开始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这期间，他做得最为成功的事情就是借助收购国民产险公司（NICO）进入保险行业。1967年初，巴菲特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名义花了860万美元，购买了一家位于奥马哈的小型但有着光明前景的保险公司NICO。这一事件，既可以说是巴菲特最为明智的决策之一，又可以说是他最为后悔的决策之一。

更重要的是，由于迟迟未能实现上市，缺乏畅通的资本补充机制，其资本充足率指标距离监管红线仅一步之遥，其中一级资本充足率甚至低于监管红线。根据监管要求，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7.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5%，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5%。